一部精神分析客体关系发展的地图（代序）
费尔贝恩认为我们每个人的原始需求是寻找关系，这种需求比本能的满足更加迫切。因此，费尔贝恩认为人类心理的驱力实际上并不是快乐原则，而是与其他客体，比如与其他的人发生关系以及发生连接的基本需求。
弗洛伊德在他早年的论文中提到过，比如在“哀伤与抑郁”中，当个体能够去经历客体丧失时（能将客体体验为他者时），也是从快乐原则的即时满足走向现实原则的延时满足，从动物人走向社会人的开始。
他（弗洛伊德）有了众多发现，并提出一整套假设对此作出解释。第一阶段：他研究情感和防御；第二阶段：他为驱力和结构模型牢牢地确立了位置；而在第三阶段：他致力于将关系概念整合到业已建立的驱力模型的结构中。这些改变经常始于对异议的回应，尤其是阿德勒和荣格。如果说弗洛伊德发明了驱力/结构模型，他在精神分析中也发明了理论和解的策略。
在她（克莱因）刻苦的工作和包含对个人生活痛苦的体验和反省的过程中，对于客体的起源，克莱因建立了几种非常不同的构想，她所刻画的主宰情感生活的关系，如：偏执－分裂心位、嫉羡的作用、抑郁心位、投射性认同等等这些关系有力而深刻，是对其临床精神分析的最大贡献。
但显而易见的错误是克莱因将显著的情感因素归因于个体自己的内心，她没有考虑到的是，抑郁性焦虑与内疚在多大程度上源于父母实际的痛苦和困境，是在鱼父母人格和环境的缺陷。
同样，潜意识的修复幻想通常是以修复和转化父母的实际痛苦与缺陷的希望为中心的（“如果我成功了，我就救赎了我的父亲，弥补了他深深的个人失败感”，或者，“如果我保持为圣洁的人，我母亲的抑郁最终会消除，她就能够活下去”）。克莱因这样的错误被认为是太忠诚于驱力/结构模型，也就是过多强调了人的生物学属性，这些因素限制了她的思考。
而费尔贝恩与温尼科特则较少收驱力/结构模型的限制，他们扩展了克莱因关于儿童挣扎于其内在潜意识幻想产生的爱与恨的描述的可信性，将儿童对与生活抗争的真实父母的感觉与联系，也即真实环境的联系包括在内。
温尼科特特别强调了母亲提供“抱持性环境”对婴儿发展的重要性，在抱持中容纳并体验到婴儿：“要是没有人给婴儿汇集其碎片样的体验，婴儿就开始一个带有缺陷的自我整合的任务”。在“错觉的时刻”中，婴儿的幻觉与母亲提供的客体就等同起来，婴儿体验自己是全能的，是所有创造的源泉；温尼科特认为，这种全能感就成为健康发展与自体坚固性的基础。科胡特后来也提出健康自体的基础在于持久体验到婴儿全能感的机会之中，尽管他不承认受到温尼科特思想的启发，但读者的眼睛是雪亮的。
温尼科特坚持认为不存在所谓婴儿这回事，有的只是哺乳的母婴。温尼科特宣称“脱离与母亲功能关系来描述最早期的婴儿”是没有意义的（1962a,p.57），而且将个体看作是“孤立的”也无法理解心理病理学（1971,p.83-84）。尽管身体的抱持与照料对抱持性环境极其重要，在温尼科特看来，母婴之间的关系构成了复杂而相互之间的情感需要，而且本质上不是身体的需要。在这点上，科胡特的自体客体概念似乎也有温尼科特的影子。
温尼科特在这种思想上发展起来的一系列精神分析的观察，诸如，过渡性客体和空间、抱持性环境、过得去的母亲、假性自体等等在今天深深地指导着临床实践。
在客体关系理论中，现实处在什么样的位置？如果不是变化不定和虚构的，就必须包括个体与外部现实之间关系的构建。现实是他人与事物存在的领域，与现实的联结就必须理解为从生命一开始就存在的。
现实由此成为精神分析客体关系理论的必要构成部分。不过，完全聚焦外在现实可能产生还原论的行为理论，而不是精神分析理论。精神分析区别于其他的心理学理论，在于其需要另外的解释概念来解释心理过程与体验的内在世界，与他人的关系通过这个内在世界进行调节，并发挥其影响力。
随着结构模型的建立与完善，关于个体与现实的关系出现了新问题。在对潜意识防御与潜意识内疚感重要性的临床领悟下，弗洛伊德设想自我在总体的心理经济学中比以前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既然自我是与外界保持联系的那一部分心理结构，弗洛伊德开始提升其力量的重要性，相应地更加重视现实的作用。1926年，内在危险情景被理解为源于外部现实，而且自我成熟（平行于力比多驱力的成熟决定因素）的具体方面被理解为可以塑造焦虑体验。1937年，体质上的自我元素（平行于驱力的成熟决定因素，并独立于这些因素）被赋予决定防御方式的作用。相对本我的超强力量，自我正在增加力量。
系统的儿童研究显示，外在世界，尤其是儿童环境内的成人世界，与之前的想象相比，更加直接而显著地影响儿童的发展。而且，与之前的推断相比，这种影响在早期发展阶段就很明显了，就是说，早于俄狄浦斯情结时期。
哈德曼认为“我们可以将母婴关系描述为生物学关系，也可以将其描述为社会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讲，人类关系的作用本身必须总是继发性的；必须从属于其代表的生存条件。他人在儿童世界中个人特征相对于理论关注的核心来说是次要的。
对哈特曼来说，客体关系的“具体的人类”的方面，一定是从属于理论上的基本的“普通生物学的”概念。自我被赋予的新的解释力量及其功能，同时强调作为本能驱力的动机补给的适应性，与那些强调自我发展的具体的人类的方面相比，仍然处于生物学首要的框架内。而且，哈特曼强调生物学概念的解释的优先性，导致他相对低估了超我在心理经济体中的作用。
对马勒来说，成功发展的标准不是俄狄浦斯情结解决后生殖器期首要性的建立。相反，她指的是发展的运动，从儿童－母亲这个共生母体的嵌入，发展为在一个可预测的，可以现实性地感知他人的世界中获得稳定的个体身份。她将这个过程命名为“分离－个体化”，或者称之为“心理的诞生”。
马勒的贡献在精神分析思想的历史上占据关键且自行矛盾的位置。她眼中的儿童不是一个与冲突性的驱力要求进行搏斗的生物，而是必须不断地调和和独立自主存在的渴望与同样强烈的、促使屈服并再次沉浸在他来自的包裹性融合之中的愿望。她的有关儿童正常的自闭期（无客体）、正常的共生期（前客体）分化亚阶段、分离－个体化的第一个阶段（孵化），正式实践期、和解亚阶段等等在今天仍然指导着我们的临床工作。
弗洛伊德后的许多分析家们都在弗洛伊德驱力结构理论和客体关系理论上寻找结合点海因茨｀科胡特是追求这种理论方法的非常重要且具有影响力的代表。自体的开始出现在“婴儿内在潜能与[父母]对婴儿的期望趋向一致”之时。但是新生儿的自体是虚弱的、不定形的；这个自体随着时间的推移没有持久的结构或连续性，因此不能单独存在。这个自体需要他人的参与，来提供聚合感、恒常感与复原力。科胡特将这些他人，从婴儿的角度看还没有与自体分化，称之为“自体客体”，因为这些他人客观上是分离的人，他们发挥的作用后来将由个体自己的心理结构来执行。
自体客体通过婴儿需要的共情的回应，为自体的逐渐发展提供了必要的体验，而且他还认为婴儿与自体之间的关系是心理发展与心理结构的基本要素，婴儿寻找两种与早年自体客体的基本关系，科胡特将这两种关系解释为表达基本的自恋需要，至此，科胡特完美地将客体关系理论纳入了他的理论体系。
在随后的发展中通过一个类似温尼科特的“过得去的母亲”的养育环境，个体利用科胡特称之为“转变内化作用”，就形成永久性的心理结构。与温尼科特类似，自体障碍一般被理解为环境缺陷疾病；养育者没能让儿童建立并逐渐消融必要的自恋的自体客体结构，通过转变内化作用，在自体内产生健康的结构。
科胡特仍然保持着经典的驱力理论模式，1971年，他将力比多能量分为两种分离而独立的领域，在经典驱力理论的框架内引入了理论与技术的创新：自恋力比多与客体力比多。（弗洛伊德认为只有一种力比多，一种有限的能量来源。）两种力比多均投注客体，但客体是有极大差别的。客体力比多投注“真的”客体，客体被体验为与主体是真正分离的。自恋力比多投注自体客体，客体被体验为自体的延伸，发挥镜映与理想化的功能。因此，是联结的性质，客体相对自体的位置，区分了这两种力比多。科胡特将弗洛伊德的力比多理论分成两个独立的发展线，一个导向客体爱的发展，另一个导向自体爱，或者健康自恋的发展。科胡特为此保留了驱力理论，并通过限定概念模型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应用将这些模型混合在一起。这个策略在驱力模型传统中具有重要的发展史。我们已经看到马勒区分了以分离－个体化的早年冲突为中心的心理病理（对应于科胡特说的自体与自体客体之间的关系），和后来以性和攻击驱力与对此的防御（俄狄浦斯神经症）之间的冲突为中心的心理病理。科恩伯格甚至进一步提出，早年客体关系的内在表征是驱力本身的基本单元，从而将马勒的图式推广为正常发展的大体原则。尽管必须从自体与他人之间关系的角度理解早年发展。这两者看法的含义是，一旦结构化已经达成，驱力模型是有适应性的。
但科胡特最大的问题是，强调驱力是解体的产物，似乎只是健康自恋受挫的结果。性与攻击的冲动不是基本的人类动机，而是扭曲的、解体的碎片。如果冲动是关系恶化的结果，你如何能同时并互补性地拥有冲动与关系？一个理论，将关系结构看作是原发性的，并将源于驱力的冲动看作是继发性的解体产物，无法补充将冲动看作关系基本单元的理论。
”每个精神分析师都要做出选择，是否要将驱力或关系的力量置于其理论的中心。一旦科胡特认为驱力紧随关系失败之后，他已经接受了关系模型的基本假设，他对互补性原则的使用就变成了只是对他自己所放弃的模型的致敬。“
桑德勒虽然明确表明自己是一个理论模型的编纂者与保护者，他既没有明确地脱离驱力理论的元心理学，也没有试图修正与扩展驱力概念以容纳他的贡献。相反，他尝试基本上原封不动地保留驱力模型，并增加关系模型的假设。即使是带着认真整合的努力，桑德勒指出，没有客体表征的建立，去谈客体的内化甚至是不可能的。父母只有被理解、感知并留下主观的印象之后，才能被”吸收“。不过，被保留为表征的不仅仅是客体。桑德勒认为，儿童发展各个表征，包括自己各个方面的表征，自己的身体、对驱力的压力和情感的体验。因此，自体与客体表征，从种种印象挑选而来，构成概念与持久意象的网络，一个为儿童的体验提供基本阻止框架的“表征世界”。他认为客体关系依然是驱力的衍生物。桑德勒认为本我冲动通过体验与自体和客体表征联系在一起。冲动通过愿望被察觉，愿望通过满足的体验与各种自体和客体意象联系在一起。桑德勒认为，你永远不会看到驱力的目标只是简单地寻求满足。所有驱力的目标通过愿望寻求满足，所有愿望包含关于自体与他人之间具有“渴望互动”的幻想。客体关系发挥驱力满足的功能；所满足的不是简单的躯体的紧张，而是一种愿望，这个愿望由自体与他人的意象用特定的、幻想的关系结构联系在一起。因此，驱力满足，在桑德勒的体系中，天生就是与客体联结的。总而言之，找寻客体与找寻满足需要的客体本质上是一样的。
如同大多数想要整合驱力理论和关系理论的理论家一样，桑德勒也在平衡这两种理论上出现困难，后来，他更加靠近客体关系一些。
如果说克莱因与费尔贝恩很大程度上是在处理幻想，沙利文很大程度上停留在描述实际发生的事情，而桑德勒是将一部分的实际互动与关于潜意识幻想以及早年客体关系重复的假设联合在一起。
纵观客体关系的发展史，我认为每个人的贡献总是在吸收了前人思想的精华下。比如，雅各布森，在其令人信服的关于自体与客体世界互动的描绘中，为马勒的观察资料增加了理论的深度。她的思想为经典的理论增加了现象学水平的理论构建，使得她可以将自己与马勒的创新性的关系原则整合进驱力理论的框架中。最后，科恩伯格将马勒和雅各布森的观点与梅兰妮｀克莱因和费尔贝恩的观点混合在一起，使其形成以情感而非驱力代表人类动机基本来源的观点。随着情感在与他人关系中的实现，情感就称为驱力自身的基础，尽管一旦形成，驱力所发挥的作用就像在经典模型中的作用一样。科恩伯格的理论保留了驱力/结构模型的语言，但其敏感性既与弗洛伊德最早的观点，也与关系模型的基本原则密切相关。